日前，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杰透露，中央已決定進行出版體制改革，除人民出版社一家保留原來的公益型事業單位的體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將轉型為經營型企業單位。這意味著中國近500家出版社將與吃“財政飯”作別。轉制中的中國出版業將何去何從？
4月23日，“世界圖書和版權日”迎來了它的第8個年頭，這個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的節日，在今年對中國的出版業而言卻顯得意義特殊。
“中國的出版業有過繁榮，但目前卻顯病態，且幼稚，是到了改革的時候了。”4月16日，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副秘書長黃國榮表示。
從去年9月1日開始，具備一定資格的民營企業可以申請出版物的國內總發行權及批發權；到今年4月初，國務院批準中國出版集團轉制為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再到今年12月1日以后，我國將對外資開放全國各地所有圖書零售市場；除人民出版社一家保留原來的公益型事業單位的體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將轉型為經營型企業單位。種種跡象傳達了這樣一種信號：中國的出版業正在經歷著一場新中國誕生以來最激烈的變革。
激烈的體制改革背后，似乎可以看到出版業過去的一頁，同時，也隱約讓嗅得市場先機的人們感覺到了出版業的“春天”就要來了。但轉制的中國出版業將何去何從？新一輪洗牌何時上演？這一切僅靠政策能行得通嗎？
張女士的困惑
曾幾何時，個人出書在熱遍演藝圈后，學術出書也開始熱起來了。4月18日，某科研所張女士講述了她“曲折”的出書經歷。
在今年1月份，張女士翻譯的一部學術批判著作歷經3載終于脫稿了，為了讓自己的“心血”早日出版，張女士再三考慮后選擇了北京某中央級出版社，準備自費出版。
一切進展很順利，該出版社責任編輯在認真審讀之后，同意在3月出版該書。于是，張女士按照出版社規定，交納了3萬元的書號費與審讀費。此時，該書已經進入出版程序。
可是，該社社長在審讀時卻出現了波折，表示不同意出版該書，張女士說，“他就說現在市場上有很多這樣的書，不適合出版。”
無奈之下，張女士在拿回交納的費用后，選擇了一個書商去運作出版的事。“現在書已經在印刷廠了。”張女士說。
事后，這個出版社的一責任編輯向張女士說出了原委，稱該社長很穩重，因書中觀點與主流論述不是很相符。
“我現在越來越不能理解現在的出版社了，為什么現在出書還不能按市場規則來辦事。”張女士不可理解地說，“出書還得去買書號”。
其實，書號買賣已經是業界皆知的“秘密”，因為國家是明令禁止書號買賣的。而同為出版社責任編輯的小劉表示：“社里的每個編輯都有8個書號的任務，現在全社都在賣書號。”
黃國榮說：“作為事業單位的出版社，有的沒有市場活力，為了生存，只能賣書號了。”
而事業單位一統中國出版業情況，問題不只是買賣書號。
怎一個亂字了得
在今年的地壇書市，一直在文化公司做編輯的劉先生說：“我再也不看那些所謂的暢銷書，這些書太水了，有很多都是我們三兩天剪刀加糨糊貼出來的。”
劉先生透露，“我們的老板就是典型的‘二渠道’，只要是市場上的熱點就追了風地做。”據了解，“二渠道”是相對國家主渠道而言的。國內圖書業由于其特殊性與壟斷性，一直被稱為暴利行業，“一個熱點＋幾個槍手＋幾輪爆炒＝豐厚的利潤”，這樣的公式成了書商獲利的不二法門，不少人借此公式發了大財。在業內，出版“二渠道”圖書也稱為“做書”。
此前，在“2003年中國書業高峰論壇”上，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杰明確表示，今后要取消所謂的“二渠道”稱謂，對個體書商、民間資本應該一視同仁，外資享有的政策條件，國內的民間資本也應同樣享有，不存在限制哪一種資本。這一切已經在2003年9月1日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頒發新的《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后實現了。
但目前，“二渠道”運作的圖書仍然存在。在地壇書市，打折的書仍然不少，像《外國文學名著精品》、《中國通史》、《禁毀小說精選》、《外國禁毀名著精選》、《世界禁書文庫》等存在著多種雷同的版本，一般的書標價大致在千元上下，而此時售價卻在百元左右，大開本的畫冊標價約2000元，實際卻賣200到400元左右。圖書打折味依然很濃。
黃國榮說：“這種打折已經擾亂了發行市場，同時，也說明了我們圖書庫存的一面。”
統計表明，我國圖書的年銷售額為400多億元，而圖書的庫存在去年超過300億元。 在這300億元中，國家一級的出版社占了一半多，地方出版社沉淀的資金比中央一級出版社要少些。另外，每家出版社積壓的資金平均在1000～3000萬元左右，還有上億元的。如果再加上民營渠道和發行渠道內的庫存數字，出版物庫存至少有500億至600億元的規模。據統計，有90%的庫存圖書只能是以公斤計價的。
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庫存呢？黃國榮說，這其中買賣書號的書占了一大部分，也與“二渠道”有關。
據了解，在北京，所謂“工作室”（文化公司）有一千多家。這些“工作室”需要大量的書號，這些書號又都是花錢從出版社買來的。因為 “二渠道”喜歡操作暢銷書，而市場時刻在變，當操作不成功時便造成了大量的積壓。
同時，黃國榮也作了另一個層面的分析，一邊是國家大力發展文化產業，鼓勵文化公司成立，而一邊又是禁止書號買賣，這也是我國出版業改革面臨的矛盾。
除此之外，對于出版業而言，一種更為可怕的形式一直伴隨著中國的出版業—盜版書。
4月13日上午，北京朝陽區執法人員在當地聯防隊員的幫助下，手搬、肩扛、布袋兜，足足忙活了40分鐘，搜出近6萬冊、1500種非法盜版圖書。這些盜版書足足裝了5大車，內容從少兒讀物到暢銷書無所不包。
“這只是冰山一角”，4月15日，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旌旗席殊書屋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席殊說，“依據去年國內圖書市場的銷售推測，可能有上百億元的圖書交易是體外循環”。
“這還不是我最擔心的，出版業的商業誠信問題已經是到了非常時期了。” 席殊無不憂慮地說。
對此，黃國榮更是一語中的：“出版業是中國商業誠信最差的一個行業，現在連銀行也不愿代收書款，而這最關鍵的就是發行領域的欠款問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能按規定結清。”
“出版業誠信問題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家都是事業單位，資產都是國有的。” 4月17日，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郝振省感嘆道，“出版業再不改革，尤其在入世之后，后果將不堪設想。”
集團變奏 “航母”初長成
作為改革的序幕，4月初，國務院批準中國出版集團轉制為中國出版集團公司格外引人注目，一直不為外人所知的大型出版“航母”浮出水面。據了解，成立于2002年4月9日的中國出版集團，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中國美術出版總社、人民音樂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東方出版中心、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和新華書店總店、中國出版對外貿易總公司、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等１３家大型企事業單位組成。集團性質屬于事業性質，實行企業化管理。
然而轉制后的中國出版集團公司，人民出版社已經從集團名單中消失，這恰好印證了柳斌杰所透露的“除人民出版社一家保留原來的公益型事業單位的體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將轉型為經營型企業單位”的說法。
據稱，中國出版集團轉制為集團公司后，將以資產為紐帶，對所屬企業實行資產或股權管理，按照“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我現在也沒有弄明白當時中國出版集團成立的目的是什么，”黃國榮說，“我也知道這是深化出版改革，加快出版業發展的一項重大舉措。但是，我還是認為集團的成立不是簡單的1+1的問題。”
“如果真正從機關化事業單位轉向公司化、市場化，像西方的出版公司，這種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一個私營書商如是說：“我們公司就不會。”
出版“試點”
就在中國出版集團轉制為中國出版集團公司之時，全國已新成立了好幾家出版集團，而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出版改革試點。
據黃國榮透露，到2003年底，全國各類集團已經突破60家，其中出版集團15家，發行集團7家，報業集團、期刊集團、廣電集團等20余家，進入出版集團的出版社逾百家。此外，還有許多地方紛紛成立由地方政府批準的出版集團或出版總社。
而這些出版集團的性質仍是事業單位。
“真正進入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的出版單位只有7家，”黃國榮說。
在去年6月27日至28日的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上提出“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要以發展為主題，以體制機制創新為重點”，而這次會議本身就是為了落實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的要求而召開的。同時，在2003年12月31日，國務院頒發了《文化體制改革試點中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規定》和《文化體制改革試點中經營性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的規定》兩個重要文件，這將給行業的發展帶來新的變化和競爭格局。
之后，新聞出版總署為此專門成立了試點工作領導小組及辦公室，印發了《新聞出版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實施方案》。這次試點工作為全面推進新聞出版改革提供了實踐經驗。據黃國榮介紹，今年10月份，這些試點單位將改制完畢，明年將有重點的展開，后年將在全國全面鋪開施行。
轉型前夜 集團通“病”
從表面上看，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國有的出版集團在控制著中國整個的出版業，以此“促進”中國的文化產業。然而這樣真的能促進文化產業嗎？
郝振省說，“文化產業是一個朝陽產業，它內容十分豐富，而出版業只是其中一部分，當然只有出版業健康了，文化產業才能稱之為朝陽。但是我國的出版業還遠遠的停在商業經濟的初級階段。”
同時，郝振省認為，文化產業化所必要的條件是，在市場主體上，要有一個企業群，而中國的出版社，包括試點的出版集團都還是事業單位，或許中國出版集團公司的成立就是一個信號：中國的出版集團已經病了。
據了解，在中央確定的35家改革試點單位中，其中試點出版集團有7家：中國出版集團公司（2004年4月正式改制）、上海世紀出版集團（1999年12月正式掛牌）、廣東省出版集團（1999年12月正式掛牌）、遼寧出版集團（2000年3月正式掛牌）、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1999年7月正式掛牌）、中國科學出版集團（2000年6月正式掛牌）、山東出版集團（2000年12月正式掛牌）。
“除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和中國科學出版集團外，其他的出版集團有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都是以各級人民出版社為代表的不同類別的出版社、出版貿易公司等組成的。而整體的多元、沒有核心主體的集團勢必影響發展。即便是在‘政社分離’改革中起的作用很大，我們也必須考慮這些影響。”黃國榮不無擔憂地說。
對此，郝振省表現得更為焦慮，這種“集團”的組建完全是行政“撮合”的產物，是新瓶裝舊酒。它既不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運營機制，又無優勢互補的經營結構，只不過是原有體制在現代新包裝下的固化而已。這種“集團”大都是以省、市、自治區為單位進行組建，其構成就是把前幾年從當地人民出版社分離出來的專業社重新歸攏一堆，再加上新華書店系統，由過去的“小而專”變成“大而全”而已。
有學者更是指出，這種“集團”的實質不是通過競爭來實現發展，而是力圖通過固化“勢力范圍”，擴大經營規模來對抗激烈的市場競爭。
那么，中國的出版集團是否存有“拉郎配”？調查發現，各省、市的出版集團，多以行政區域為依托，難以對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資源實施整合，不僅一開始就容易造成省際市場壁壘，并且還導致各個集團的同質化傾向，將北方、南方、東部、西部，乃至中央與地方不同層面的出版集團作一個比較，會發現其驚人的同質性—以“人民”字頭的出版社為主。而與發達國家的出版集團追求差異性、避免同質化、努力實行跨地區、跨文化圈和跨國經營相比，中國的出版集團有如天壤之別。
事實上，中國的這些出版集團又將面臨一次抉擇。按柳斌杰透露，人民出版社將作為公益性出版社存在，這顯然與出版集團的企業性質不符。而在這些出版集團中，主要的贏利單位恰恰就是這些各級人民出版社。
4月15日，在北京的一個新書發布會上，主辦方上海人民出版社運用很市場的方式推出了新書。在這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會不會也從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名單中除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該社工作人員對此表示了擔憂。郝振省與黃國榮對此種擔憂表示了一致的肯定：中國的出版集團的問題將面臨二次改制的問題。
洗牌開始 內外之爭
出版業體制之變又是內外之爭的“導火索”。在去年，我國出版發行領域兩大重要政策出臺，５月１日起實施的《外商投資圖書、報紙、期刊分銷企業管理辦法》，正式向外資企業在國內從事圖書、報紙、期刊的零售業務敞開了大門；９月１日開始實施的《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讓民營資本從事出版物批發獲得了準入。
一切就這樣開始了。開放的中國圖書分銷環節讓出版商和書商們大流口水，IDC(國際數據公司)對中國的圖書市場的規模估價為33.3億美元。外資可占49%-51%股份的合資書店如今已在14個主要城市被允許開放。而出版物的國內批發權也將于今年的12月對外資和合資企業開放。
據了解，美國的McGraw－Hill、德國的貝塔斯曼等許多國際出版巨頭都已開始有所行動，作好了搶灘中國市場的準備，發展中的中國民營圖書發行業將面臨嚴峻的生存挑戰。
2003年12月3日，全球最大的圖書出版企業貝塔斯曼集團在京宣布，他們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與商務部批準，正式注資北京21世紀錦繡圖書連鎖有限公司，貝塔斯曼下屬貝塔斯曼直接集團擁有該公司40%的股份。由此，21世紀圖書將成為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全國性圖書連鎖機構，這也是中國圖書產業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起外資并購案。在壁壘森嚴的圖書市場，貝塔斯曼八年磨成一劍。
據了解，截至去年年底，新聞出版總署已經批準了兩家業外企業的總發行權，它們是文德廣運傳播公司和國鐵傳媒投資有限公司。國鐵傳媒借助已有的鐵路網絡，在書業和報刊業的競爭上具有先天優勢。今年還有可能批準5-8家業外企業從事發行業。
而民營圖書發行企業卻沒有那么幸運。因為這些企業普遍沒有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存在資源短缺，自身吸引資源的能力不強的問題，因此，民營企業完全可以積極應對，通過股份制改造、參股上市公司、甚至直接通過上市來發展壯大自己。
據郝振省介紹，到2002年，全國已有民營書店7.8萬家，是新華書店網點的5倍還多。全國已有涉足選題策劃與編輯出版環節的文化工作室或文化公司，不低于2000家，大約是我國現有出版社數量的4倍。除新華書店對于教材的專有經營外，在一般圖書發行領域，民營書業已占據了50%的市場份額，年銷售額在300億元人民幣左右，“半壁河山”已為業界公認。
而目前中國民營圖書發行市場已經初具規模，這其中不乏一些已經陸續從最先放開的圖書發行業進入出版業的大型民營資本。如北京21世紀錦繡圖書連鎖有限公司近年來相繼投資2600萬元，分別在全國十大城市設立十多家營業面積為1200—7000平方米的直營店，而國內最大的民營書店席殊書屋目前已有630多家連鎖店，具有民營背景的上海復星書刊發行公司的銷售網絡也已輻射到上海市2000個零售終端。
但與國外的強勢資本相比，怎么開放成了民營圖書發行業爭論的焦點。4月19日，當當網總裁李國慶表示，希望國家能多為民族企業考慮。
日前，代表著全國10萬多家圖書經營單位的268名代表，在北京舉行了備受行業和社會各界關注的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書業商會成立大會，意為民營書業代言。
對此，新聞出版總署發行司司長劉波指出，到2006年，將對外資徹底放開，不再受投資比例、設立地點、經營項目等限制。其他硬性規定包括：外資圖書零售企業注冊資金不少于500萬元，經營期限不超過30年，批發企業要求注冊資金不少于3000萬元，營業面積不少于50平方米，獨立場所經營面積不少于500平方米。目前已有六家外資企業與國內合資成立了圖書零售企業。雖然這些企業目前規模還不大，但從長遠來看，將對國內發行行業形成威脅，尤其是年底對外資開放批發業之后。在2006年以前，國內能夠準備的時間只有兩三年，把發行業推到了改革的最前沿。
由此看來，內外之爭還是緣于中國蓬勃發展的出版業，據此，隨著出版業體制改革的深入，其文化產業商機將愈加顯現。
誰將留存？
內外壓力下，中國的出版業將何去何從？
郝振省說，中國的出版業改革需要兩個推動力，一個是政策，一個是資本。從政策面，去年國家有很多的政策出臺，包括我們現在知道的國務院對文化產業試點單位的政策等等。反過來說，很多行業已經享受了很多年的政策，剛剛在我們出版業要來試點，就是說政策對整個產業是不太放手的，那么沒有政策的推動，資本是進不來的，因為資本進來需要游戲規則，給資本創造一個空間，要有進入和退出的機制。
而當前中央改革出版業的政策已然清晰。黃國榮透露，在出版權不放開的前提下，需要積極搞活出版流通領域。而出版社的改制，企業是完全需要資本的，這一點，中國的出版業讓人關注。
大浪淘沙，在中國出版業的變革中，中國的出版社哪些將留存呢？
在中國，雖然有568家出版社，但現在每年的圖書品種，75%左右都來自于教材或者課本，如果把這些刨掉，我們真正在市場中實現銷售的也不足25%，其中15%左右的專業出版，還包括我們研究生或者本科以上的教材。而這給大家所關注的大眾出版留下的份額，只有10%不到。
加上中國出版業利潤的90%集中在占據出版社總數5%的出版社手里，比如人民文學、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郵電出版社等這些大社手里。排名靠后的167家小出版社一年的平均毛利只有區區的60萬元左右，這167家小出版社一年毛利潤的總額還不如一家中等出版社半年的毛利。也就是說，出版行業處于一種全面虧損的狀態。只有一些大社憑借壟斷優勢和優勢資源獲得了巨額的利潤，而一些小出版社只能眼巴巴看著別人掙錢，自己靠著新聞出版署和地方管理機構的一些救濟政策艱難度日了。
對比世界出版大國，世界圖書出口第一大國是美國，每年出口近20億左右的圖書，德國和日本各有6到8億美元左右的出口額，而中國圖書行業一年的出口額只有區區不到6000萬美元，差距極大，而且與自身的經濟發展規模本身不相符合。中國GDP總量遠大于荷蘭，但圖書出口額卻落后于荷蘭數倍。在各項指標中遙遙領先的是圖書種類，中國去年圖書種類大概是有17萬種，這一項指標是世界第一，但這也從另外一個層面說明了中國圖書行業總體效益不高。
而據2004年北京圖書訂貨會數據顯示，碼洋(書籍定價乘以銷售冊數)在20萬元以下的出版社有66家，占參會出版社的15%左右，其中碼洋在10萬元以下的出版社還有34家。據黃國榮分析，這66家出版社將面臨的出路是可想而知的。
黃國榮認為，要知道死的會是一些什么樣的出版社，就要了解市場，了解市場如何進行產業整合，如何進行資源配置，如何進行洗牌。任何市場競爭的結果，都是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或壟斷競爭。即少數幾個大企業占有大部分市場份額，主導主場。這在任何有市場的行業都是如此。因為這樣可以用少數人做出很大一塊市場來，降低行業成本，并通過降低行業成本來為顧客提供更優質、廉價的服務。
席殊說：“在未來3至5年內，將形成3家真正的資產達百億的大型出版集團，以及幾家大型發行集團。”
毫無疑問，中國的出版業將面臨洗牌。而此時，資本的一端已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人民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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